在我办理的500多起案件中，受害人最长遭受了40年家暴依然没有办法摆脱 | 李莹 一席第1004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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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15 15:20:00
一个反性别暴力律师的二十年
2023.07.22 北京
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受害人获得人身安全保护的一道防火墙。同时它也会对离婚案件的审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看到冬梅在拿到离婚调解书后的释然，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很高兴，我们祝福她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反转来得非常快。大概在收到离婚调解书后半个月，冬梅的女儿突然哭着给我的同事打电话，说冬梅回到了田强身边。我听到以后特别着急，非常担心冬梅的人身安全，所以想方设法联系到了冬梅。
我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上了她，是田强接的。在视频里面，我看见冬梅坐在板凳上洗衣服，没有抬头。她跟我说，小儿子生病了，天天哭着喊要妈妈，她不能不管。
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我知道冬梅心意已决。我就跟田强说，希望你珍惜冬梅，如果你再家暴，我们跟你追究到底。田强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而且把我拉黑了。
看到这个情形，我们年轻的同事当时就哭了。在过去的40天里，她陪冬梅出庭，陪冬梅做人流，陪冬梅哭，陪冬梅笑。她跟我说，李老师，我连轴工作了40天，没有想到又回到了原点。
我安慰她说，我们没有回到原点，因为他们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冬梅知道她背后有我们，田强也知道冬梅的背后有我们。
在为冬梅的遭遇唏嘘的同时，我们确实要问，为什么家暴受害人难以离开？
首先，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叫受暴妇女综合征。受暴妇女综合征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习得性无助。有受暴妇女综合征的受害人会长期处在一种恐惧焦虑的状态，她的内心是瘫痪的，她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离开暴力环境。
此外还有客观的困境，比如文化的约束。家丑不可外扬，很多人认为家暴是“家丑”，会产生耻感；或者担心离婚后子女因为单亲家庭而受到歧视。这些都让她们面临着很大的阻碍。
第二是经济困境，很多受暴人收入不高，甚至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单独抚养子女。
此外还有社会因素，比如公权力介入乏力，社会支持系统不足，让我们的受害人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此外，家暴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存在暴力周期。所谓的暴力周期有两重特点：其一，家庭暴力往往会逐步升级，越来越严重；其二，这种暴力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一样的，而是会有三个周期——蜜月期、矛盾聚集期、暴力爆发期。
在蜜月期的时候，施暴人会给受害人买小礼物，会认错，会送花。这会给受害人带来幻想，认为施暴人还是爱自己的，施暴人是可以改的。这种幻想也让她们很难离开暴力环境。
据相关研究显示，受害人平均要有7次的反复，才有可能彻底地摆脱暴力关系。这是多么艰难！
家庭暴力就像黑洞，它吸走了受害人所有的勇气、力量、信心。在我办理的案件当中，最长的是受害人遭受了40年家暴依然没有办法摆脱。
所以我们看到，家庭暴力的本质就是权力控制。施暴人通过暴力让受害人对他臣服，听命于他。家庭暴力往往只始于一次推搡或者一次谩骂；如果第一次我们没有有效地应对的话，未来可能会有无数次。家庭暴力没有易发人群，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家暴的对象。
为了让家暴受害者摆脱糟糕的暴力关系，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断完善。
早在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就出台了我们国家首个反家暴的规范性文件——《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首次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这也是反家暴首次写入法律。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2014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特殊保护。
2015年，两高两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这是针对家庭暴力刑事犯罪非常完善、细化的规定。2015年，我们的《反家暴法》出台，并于2016年3月1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们国家反家庭暴力法制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在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个规定首先扩大了保护对象，包括前配偶、恋爱关系，都被纳入到了家庭暴力的保护范畴；其次，它降低了保护的门槛，降低了证明标准；第三，它增加了保护的内容，给受害人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
我下面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发生在冬梅的故事之前，我是希望大家在对家庭暴力有所了解、心理上有所准备的时候再来听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以暴制暴杀夫的故事，是一个长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的妇女用铁棍和菜刀杀死丈夫的故事。
这位妇女就是海花，我是海花的辩护律师。2014年底，海花的弟弟找到我，说他姐姐杀了姐夫，希望我能够帮助海花。当时海花的案子已经到了法院，很快就要开庭。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到海花所在的城市，走访了海花的兄弟、亲友、同事和领导。他们帮助我还原了海花的人生历程和受暴过程。
海花出生在西南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她很早就辍学了，15岁到沿海的城市打工，17岁认识了丈夫沙宝，18岁与沙宝同居并且怀了孕。
在怀孕只有两个月的时候，她就遭受了沙宝的家庭暴力，之后经历了十几年的家暴。沙宝有酗酒和赌博的恶习，酒喝醉了，赌博输了，都会对海花实施家暴。
最严重的一次，沙宝拿着刀追杀海花，海花情急之下跳到他们家乡湖边的芦苇荡里面，躲了一个晚上。更让我震惊和难过的是，在海花遭受暴力的整个过程当中，她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屏蔽的。
她的父亲母亲会跟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都是这么忍过来的。”她的哥哥跟她说：“你还是要好好跟你的丈夫过日子。”
当时海花和丈夫住在集体宿舍。同事经常听到海花被家暴时发出的惨叫声，但他们只是认为她打扰了他们休息。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家暴，也没有人想到要报警。
她的领导跟我说，之前同事跟他抱怨说海花的惨叫影响休息，第二天海花鼻青脸肿地来上班，他只是问了海花要不要休息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报警，或者给她提供相关的支持。他现在非常后悔。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我知道自己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见海花。在看守所，我跟海花会见了近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海花多次提及沙宝的赌博、酗酒恶习，也多次提及他的出轨行为。让我很不解的是，海花并没有提及她多年遭受家暴的经历。
我问她说，沙宝对你又打又骂，你是怎么想的？海花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就是家暴，也不知道应该要报警。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海花的这个回答让我非常震惊。
我回到北京以后，翻阅了很多心理学文献，也请教了相关的专家。我了解到，这是海花启动自我防御机制的体现——当一个人的创伤严重到不得不自动屏蔽这些创伤的时候，并不是她真的忘了这个创伤，而是这个创伤太重，重到她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她是选择性遗忘。
而且很多的时候，对受害人来讲，这种选择性的遗忘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更加心疼海花，觉得一定要全力帮助她。
海花将丈夫杀死，这无疑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但是我们国家《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故意杀人罪有两档量刑：第一档属于情节较轻，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第二档是情节较严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当然希望海花属于第一档。可当时海花先是用铁棍敲击沙宝的头，之后用菜刀将他的颈动脉割断。海花用两种凶器杀夫，我们该如何说服法院认定她是情节较轻，这是最大的困难。
况且这个案件并没有正当防卫的情节，因为当天晚上沙宝并没有对海花实施家庭暴力。
我和我的搭档李桂梅律师精心设置了我们的辩护思路。我们用尽所有办法，希望可以减轻海花的量刑情节。
影响量刑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的情节有：沙宝存在家暴行为，属于严重过错方；海花有自首行为；受害人的家属，也就是沙宝的父母谅解了海花；海花有4个未成年子女和双方的老人要抚养；海花的悔罪认罪态度很好。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诉讼策略都用完以后，我依然觉得说服力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转机突然来了——我们拥有了两大利器：第一大利器就是2015年3月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二十条规定了以暴制暴的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较轻。
其中说，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海花无疑是符合这个规定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一条作为最重要的诉讼辩护思路，在法庭上予以表达。
第二大利器就是专家辅助人。我专门邀请了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反家暴专家出庭作证。她在法庭上阐述了家庭暴力的一些特征。她特别阐述了为什么以暴制暴的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置对方于死地。
她说：“她足以相信，如果不杀死对方，对方就有可能杀死她。为了避免更严重的侵害，她往往会在对方丧失反抗的情况下，采取最极端的手段。”
我们的这两大利器发挥了作用。庭审当天，法庭作出了宣判，认定海花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当海花听到5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一下子就跪在法庭上，失声痛哭。我知道这是她非常激动的眼泪，因为不久之后她就可以跟她的孩子团聚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海花已获减刑，服刑3年后出狱。现在她和四个孩子生活在一起）。
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国家适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首案，也因此入选了“中国反家庭暴力十大典型案例”。
尽管我们国家有了《反家暴法》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但是反家暴的司法实践还是面临诸多的挑战，比如：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例很低，仅20%左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数量不高，签发率也较低。
根据2022年最高法的统计数据，2022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率是过去4年的总和，但也仅仅有1.3万份，平均到全国3000家基层法院，每个法院的签发率是个位数。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家庭暴力的高发生率。根据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女性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是24.7%。在美国，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受家暴者的人数这么庞大，对应的却只有一点几万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量，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庇护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激活。庇护制度是对严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一个有效的保护措施。虽然我们国家很多救助站都有庇护中心，但是因为门槛比较高，专业服务不足，接待时间比较短（只有10天），所以空置率很高，而它的需求量又很大。
基层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的数量也比较低。到现在为止，多地的基层派出所没有出具过一例告诫书。在我们源众代理的案件中，首个获得告诫书是在《反家暴法》实施5年后。
家庭暴力的司法困境，事实上在性侵、性骚扰等性别暴力的案件当中也是存在的。
我们办理的500多起案件中，约1/4涉及妇女儿童的性侵和性骚扰案件。这个数量看起来少，并不是说它的发生率低，而是与家暴相比，性侵、性骚扰的受害人更难发声、更难维权，也更难获得法律的救济。
近些年，关于学校、职场的性骚扰似乎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职场性骚扰或者高校性骚扰进入诉讼阶段的案件非常少。而未能进入到诉讼阶段，就说明没有办法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和救济。
即使是进入到诉讼阶段，让受害人不安的是，由于跟家庭暴力一样存在举证难、证明标准高的困局，性骚扰案的胜诉率依然比较低，还不到30%。
与之相对应的是，性骚扰的受害人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会有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污名化，会有非常严重的PTSD症状，还会面临被迫辞职，甚至离婚和分手。这样困境反过来又会影响受害人的发声。
这些年，针对性骚扰的法律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和现实情况的变化似乎是平行线，彼此并不交融。这说明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当我们能够给受害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给施暴人或者骚扰者更严厉的法律惩戒，才能够真正让更多受害人敢于发声。
这些年源众也一直在努力。我们目前是一支由近20个省市近200人组成的志愿律师团队。2014年，我们开通了首个全国性民间“受暴妇女儿童法律帮助热线”——17701242202。
在2016年，源众发起了“给她无暴力未来”受暴妇女紧急救助金。在2022年，我们开发了全国首个反家暴救助的公益小程序——“家暴救助”。
在这20年当中，我还是蛮有感触的。数百名女性以案件当事人的身份走进了我的生命，她们的境遇让我难过，她们的勇气让我感动。与其说是我给了她们法律上的支持，不如说是我给了她们人生的支撑，或者说，是我们给了彼此支撑。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
她们的故事应该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缩影。我把我和她们的故事写进了《走到春暖花开：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这本书当中。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发声，有更多的人能够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们每位女性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没有恐惧、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为没有歧视和暴力的世界而努力，因为我们既是这其中的建设者，也是未来这样美好世界的享受者，所以大家共同加油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