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5日

源众杂谈|疯马秀涉及的性别议题

  • 源众微信公众号
  • 2023-10-20 14:00:00
9月初,知名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剪影海报,配文“嘘……即将到来”,宣布她将登上巴黎疯马夜总会的舞台。9月28日、29日和30日,Lisa在疯马秀的舞台进行了5场演出。

疯马秀(Crazy Horse):是法国人阿兰·贝尔纳丁在1951年法国创立的艳舞夜总会“疯马”内表演的歌舞秀。疯马秀以精致、优雅和性感著称,其特色就是将裸体、灯光、布景、舞美相结合,是拥有着“声、光、色、裸”概念的艺术表演。整场表演一般由身材比例姣好、体型又一致的美艳舞者组成,表演时舞者全裸或接近全裸,以瑰丽奇幻的灯光与烟雾为衣纱,在多彩的灯光和曲目下,展现出一场兼具声光以及感官效果的立体秀。

一个多月过去了,此事件在中文互联网掀起的腥风血雨至今热度不减。一方面,“Lisa疯马秀直拍视频“变成新的诈骗商机,另一方面,”Lisa背刺东亚女性”似乎已经成为口水大战之后大多数网友(不得不接受)的共识。

且不说这两大现象彼此高度矛盾的讽刺意味,将Lisa的行为如此大刀阔斧盖棺定论,真的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消化此事件、并进一步促进女权意识的进步吗?

传播学专业、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Gloria与我们分享了她的视角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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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围绕Lisa的网络口水战,
本身就是男性凝视



大众媒介通常从既定的价值和倾向出发,以某种方式对事件、人物和观点进行首次的阐释,进而构建整个社会现实的过程。
 
叙述的过程就是社会规范、价值倾向产生的过程。同时,媒介系统也为人们认识与把握世界提供了重要资料。
 
那么,Lisa事件的媒体报道反映和构建了如何的价值观?
 
海峡两岸中文网络在报道Lisa参加疯马秀事件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色情表演作为最主要的爆点去报道。

比如,关于Lisa表演曲目之一《Crisis?What Crisis?》的报道,突出的是“脱到只剩内裤”,而丝毫未提到这首歌的内容是用脱衣舞讽刺经济下行与色情行业的关系。

这样的叙述,反映的是“期待/猎奇女明星去跳脱衣舞”的内在逻辑,是一种男性凝视与父权态度。
 
有朋友提出的一个观察对我很有启发:从Lisa上疯马秀开始,延伸出一系列的议题,比如,女性能不能跳脱衣舞、女性能不能从事性工作、女性能不能在公共场合展示性感和身体……等等。

这些议题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答案”在此文中不重要,将女性被放置在审判席上的行为本身就是很男权的一种议程设置。

即,被凝视、被观看的女性在台前接受公众的审判,她的身体成为公众争论的主战场。

男性凝视本身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滤镜” 、一种分析工具,是男人作为“第一性”的文化的表现之一。
 
男性凝视在中文翻译上容易被望文生义,但其实,它并不等同、也不止于男性个人的偏好审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对女性进行审视、凝视的姿态,一旦女性出现某种偏离父权性别角色的“行为偏差”,便“自然地”被人们所“凝视”,对其形成由外而内的强压。
 
因此,只要存在着男性凝视现象,女性无论做什么,都不改变她被审视的角色。

女权主义对男性凝视的分析与探讨应当围绕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方式,比如男凝与异性恋霸权的捆绑,大众传媒中的话语权威建构和维系,从而解构它、消除它,而不应当沦陷在“这是不是男凝”的无休止枚举鉴定的定义战,更不应转而鉴别、苛责一位具体的女性是否“迎合男凝”。

放在Lisa事件,无论她是唱着Girl power的歌、跳着Girl Crush的舞,还是去疯马秀跳“脱衣舞”,对男性凝视而言都是审视的对象,她的行为并不、也并不能从根源上对男性凝视以至于父权文化产生任何改善或加重的影响。

将实现性别平等的责任放在一个女团出身的唱跳明星身上,颇有一些虚妄意味。

许多网友也指出:教育孩子的责任在家庭和社会身上,而不在国外一个偶像的身上。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推动性别平等,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另一方面,关于Lisa事件的大部分评论中,Lisa的主体意识在“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和“迎合物化的堕落者”之间被轻易消解。

人们要不认为她是“被LV三公子洗脑的受害者”,要么指责她是“背刺东亚女性、加重性别不平等的‘加害者’”,前者完全忽视了其主体性,后者则将其一味“黑化”,陷入了父权文化对女性进行“圣母/妓女”二元化分的话语体系。
 
更值得点出的是,当舆论的关注点在Lisa身上时,父权系统和权力关系成了看不见的大手,以性为卖点的产业带来的暴力的直接实施者被轻轻放过、纵容暴力来维持秩序及统治的权力再次美美隐身。


02

脱衣舞与性工作:
男性的恋物癖与“性”的神秘化



网络争论发酵后,很多声音在讨论性工作合法/不合法的利弊以及是否能制止这类演出的再次发生。

关于疯马秀本身是否属于“淫秽”产业,还有待讨论。中法文化不同,对于性、女性的主体性等议题的态度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女权主义内部关于“性”的态度也有分歧:

性积极女性主义或称为性解放女性主义,认为“性”是成年人自由、可自行控制与决定的部分。与之相反,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反对色情制品、性服务,乃至对异性性行为都持有根本上的负面态度。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视角来分析这件事情,自然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些讨论这也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色情行业的根源何在?
 
色情行业,首先是一种行业,这意味着首先存在着需求、存在交易从而形成了市场与行业。其次,它贩卖的“商品”是女性的身体的“观看许可“或者与女性的身体发生性行为的“行为许可”。
 
男权叙事中,常把讨论重点放在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身上。今天让我们转换视角来分析:为何男性会花钱去满足这样的需求?
 
疯马秀就是一种基于消费的观看女性裸露的行为。而身体的裸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商品,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裸露,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裸露在现在来看是一种禁忌,而“禁忌”赋予其价值。
 
我们如何对待“裸露”?许多人的第一层反应:遮起来不让男性看见。
 
但,禁忌就是关于遮蔽和暴露的辩证关系的。

不是你再遮盖一层,它就变得不禁忌了;反而更遮盖一层,禁忌又更多了一层:

比如变成禁忌的内裤,内裤本身是用来遮蔽私处的,但它慢慢变成了一个私处的符号,所以当你看到私处的遮蔽物时,你就仿佛看到了私处本身。安全裤也是一样,它先变成了内裤的符号,进而又变成了私处的符号。

就像鲁迅《而已集》里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

遮蔽本身变成了一种暴露,“看不见”也变成了一种“看见”。
 
破局的关键在于破解男性对“女性符号”的恋物癖。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巧妙地分析买娼卖娼:如果没有男人不择对象这个前提条件,买娼卖娼的营业不可能成立。……男人一方必须具备的性欲机制是抹去女人的个体差异,如恋物癖一般,仅对女性符号便能发情。
 
值得指出的是:恋物癖并不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是一种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

而资本的加入,将这已经存在的“符号”和人对于女性身体窥探的欲望进行售卖和消费,这才是色情行业产生的原因。

无论是疯马秀,还是其他类似的表演,当然也是父权制的一种娱乐设施,它在今天的主要受众是游客,尤其是性消费非常匮乏的地区的游客(这里的性消费是一种广义上的,不单指买卖性服务)。

它邀请少女偶像参与,大概也是因为这种娱乐方式已经式微。几乎可以说,性越自由(指男性女性都可以平等追求的性自由,不是单向的性自由)裸露的吸引力也就越低,因为裸露本身已经不再构成欲望的绝对要素,人们的快感机制在不断更新、升级。
 
相反,越是性匮乏的社会,越容易神秘化这样的娱乐设施。
 
尽管关于疯马秀的讨论中很多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讨论并非在解构这种表演和其中虚假的性张力,而是在进一步神化它,予它更大的、它本来已逐渐失落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并非是表演或者裸露本身带来的,而恰恰是来自外围的一种窥视赋予的。
 
舆论场上所有的窥视,以及由窥视引发的一系列的猜测、谣言、阴谋论,合力将一个衰朽的东西再次捧上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