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

TAKING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FORWARD《推进北京行动纲领》

Phumzile Mlambo-Ngcuka 菲姆齐莱·姆兰博-努卡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前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

1995 年 9 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性别平等会议。各成员国在《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中协商的承诺和措施仍然是促 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力的最全面和最具变革性的议程。然而，当我们评估其进展 时，很明显，其执行情况与各成员国最初的承诺相差甚远。

过去 25 年里，复杂且快速变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为妇女和女童生活的某些领域带来了可喜的进步。但我们也看到了强大的阻力，在女性权利和更广泛的发展议程方面来 之不易的进展出现了破坏性的逆转。贫困、歧视和暴力仍然强烈地存在于妇女和女童的生活中。女性在权力及决策机构中的代表名额不足仍然是常态。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这种情况能 够改变。

在权力场中占有四分之一的席位并不是平等，但这就是目前女性代表面对的现实。男性占国 会议员的 75%，担任 73%的管理职位，是 70%的气候谈判者和几乎所有的和平谈判者。

一半的席位才是平等，只有平等才是足够的。

本报告对《北京行动纲领》的审查是有史以来对女性权利进行的内容最全面且参与度最广的 评估，170 个国家参与其中。报告强调了差距和机遇，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它帮助我们坦诚地审视在哪些方面违背了承诺，并积极地再次讨论措施与执行。这对于联合国“行动十年”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功也至关重要，性别平等是其中的根本。

2020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联合国妇女署“平等的一代”运动敦促并支持了女性权利运动的组织调度。我们已经发起了六个行动联盟，将政府、联合国、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聚集在 一起，以期为性别平等创造资源并促成颠覆性的影响。

现在的世界并不平等，但我们决定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我们不会停止，直到平等实现。

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今天，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 15 岁女孩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与前几代人相比，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并且有更好的机会在健康和营养中成长。受益于法律、政策和 社会规范对她所处环境的改善，她更有可能完成小学教育，更不可能在准备好之前就早早结 婚并成为母亲。在她的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中会有更多的女性榜样，这位年轻女性因而能够期 盼实现伟大的成就。

然而，她仍将与困难作斗争，因为这一进展虽然重要，但却是渐进的、不平衡的和不充分的。 自 1990 年以来，有 10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仍然有女性处在贫困状态。尽管自 1995 年

以来，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失学儿童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但仍有 3200  万小学年龄段的女童

失学。童婚率已从四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但今天世界上仍有 6.5 亿妇女在其 18 岁生日前结婚。政治仍然是一个男性处压倒性地位的领域，四分之三的议会席位由男性占据。

这种情况与 25 年前《北京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愿景相去甚远，也预示着十年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这一目标的进展关键取决于更高程度的性别平等.

全世界现在的行动不仅会决定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前景，还将决定未来几代人的前景。正在出现的新挑战意味着，即使有持续但缓慢的进展，也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急需改变， 而只有当每个人都联合起来，坚定地采取行动，实现所有人的性别平等和公正才有可能。

世界正处于转折点

北京会议是在世界民主和多边主义正处巅峰时召开的。性别平等的倡导者们审慎乐观地认为， 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会响应女性的需求，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法律、政策、实践和社会规范进行全面的改革。如今，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中，未来看起来更加不确定。势头已经丧失，来之不易的胜利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正被逆转。

世界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平等分享：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收入最高的 1%的人群所获得的收入增长是全球 50%最贫穷人口的两倍。1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同时， 大部分人的经济不安全感普遍存在。财政紧缩措施导致了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削减，对低收入国家中最依赖这些服务的妇女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影响。到 2021 年，126 个国家将实施新一轮的公共开支削减，这将打击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而这些政策正是构成北京会议以来取得进展的基础。2

在过去的 25 年中，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和持久，使妇女和女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弱势。如果世界继续按目前的方向发展，不断升级的环境危机将摧毁许多迄今取得 的发展成果。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妇女和女孩对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责任最小，但她们已经 受到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的最大影响。伴随着气候危机的经济成本上升、流离失 所的增加以及被迫移民、贫困和不安全会对妇女和女孩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包括更容易受到 虐待和暴力。

所有这些趋势都凝聚在以厌女和仇外为特征的排他性政治的兴起中。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 通过 40 年后，女性权利正在被回归“传统价值观”的名义削弱， 为促进性别平等而建立的机构正在遭到损害。

一直走在变革前沿的妇女组织发现，在公民社会空间受到挤压和资金稀缺的情况下，她们的 工作越来越困难。

女性声音正在崛起

然而，在世界各地，妇女正在为自己发声，与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运动的盟友一起坚持大 胆的系统性变革是可能的。这些女权主义领袖认为性别不平等与种族正义、工人权利、气候 正义、LGBTI 权利、企业责任等广泛的斗争密不可分。

通过这样的斗争，他们正在塑造一个新的未来，在那时，女性权利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更美好 的世界的核心。

前进的道路

《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是在实现性别平并为女性赋权方面最全面、最具变革性的 全球议程。今天，其大胆的愿景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本报告将《北京行动纲领》的 12 个关键领域与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介绍了一系列专题组的数据和分析。它为未来的行动提出了建议，并展示了已经在发挥作用的鼓舞人心 的政策和方案。

为了确保在所有这些主题中加快实现进展，将首先介绍四个对变革有促进作用的因素：

1.支持女性运动和领导

从有关工作或家庭生活的个人决定，到为实现更美好的世界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妇女和女孩 的意见必须得到倾听和重视。女性在政治决策、社区、议会和和平谈判中的声音，对于支持 和维持繁荣与和平的社会至关重要。女性权利组织使世界发生了更好的变化。在将妇女团结 一体，放大她们的声音，并动员她们的集体力量要求问责和变革方面，女性权利组织是不可 或缺的。

2.利用科技促进性别平等

新技术在为女性赋权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为女性在企业中创造工作和更多机遇，使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创新性，并有助于找到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为了利用这种潜力， 必须消除数字性别鸿沟（在低收入国家尤其广泛），以便妇女能够平等地获得和使用数字工具并能平等地参与技术的发展。同时，还需要消除新的风险，如网络暴力、对隐私权的威胁以及使无意识的偏见延续的算法。

3.确保没有人掉队

为所有妇女和女孩实现性别平等的承诺，与赋予和保障那些几十年来因为基于性别、阶级和 种族等产生的结构性歧视而处于边缘的人的权利息息相关。发展必须由每个人共享，没有一 个妇女或女孩可以被落下。数据的收集应当作用于显示谁被排斥在发展之外。必须让所有人

都有发言权，并且在决策桌前占有一席之地，以便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方案能满足每个人的权利和需要。

4.为履行承诺匹配资源

如果没有财政资源的支持，承诺性别平等的意义不大。然而，总体而言，投入的开发资源中 专门用于发展两性平等的部分通常占比不到 5%。世界的平均每年军费开支已达 1.82 万亿美元，问题并不在于缺乏资源。3资金应该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和私营机构的发展资金 必须有更大的份额用于性别平等。此外，还应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消除逃税和避税的行为，同 时在国家层面进行渐进式的税制改革。2019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社会各界动员起来开展“十年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塑造一个 25 年前在北京作出的承诺成为现实的世界上，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数据快照

在《北京行动纲领》通过后取得的一系列进展：

法律：

在过去的十年中，131 国家颁布了 274 部支持性别平等的法律与监管改革。

教育：

入学的女童比以往都多。教育均等化在全球层面基本实现，但在部分国家内能有很大差距。

孕产妇死亡率：

全球产妇死亡率仍然居高（每 10 万例活产孕产妇死亡人数为 211），2000 年至 2017 年间下降了 38%。

但仍然有一些任务亟待完成： 政治：

国家议会中女性只占 1/4 席位。

贫困：

全球而言，25 至 34 岁的女性生活在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 1.90 美元)中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四分之一。

无酬照料与家务劳动：

平均每位女性从事的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是男性的三倍，而这对她们的经济安全产生了长期 影响。

劳动力参与率：

25 至 54 岁的成年人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在过去 20 年中停滞不前，维持在 31%。

工作场合的性别均等：

女性薪资比男性少 16%，且在管理层中只有 1/4 是女性。

融资途径：

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男女比例：（见原稿图示）

青年：

2020 年，15 至 24 岁的年轻女性中有 31%未在接受教育、培训或已经就业，这个比例比同年龄段男性的 14%高出 2 倍。

对女性的暴力：

曾经结过婚的 15 岁至 49 岁女性中有 18%在过去 12 个月里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性暴力和/或身体暴力。

气候正义：

气候紧急情况对那些获得土地、资源或生存手段有限的人的影响最大。全球而言，39%已就 业女性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但其中只有 14%的女性拥有农业土地所有权。

获得司法的途径：

根据多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在遭受过任意形式暴力的女性中，不超过 40%的女性表现出认为司法制度存在障碍且对此缺乏信心。

健康：

2019 年，全世界处于生育年龄（15 岁至 49 岁）的女性中，有 1.9 亿人想要避孕但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包容性经济与体面工作

当前的经济模式正在使妇女和女童失望。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对许多女性而言是难以获得的， 尤其是在孕期。

在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在过去 20 年间处于停滞状态，女性对财产的控制受限。所有工作妇女中有一半以上在非正规经济体工作，甚至往往从事缺乏基本权利和基本 保护的工作。平均而言，全世界女性的工资比男性低 16%。

虽然在大多数地区，年轻女性在教育上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但她们在将这些成果转化为 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机会方面仍然面临障碍。女性花在无酬照料和家务劳动上的数不清的时间 仍然是获得体面工作的巨大障碍。

需要采取行动，以有助于女性成长和实现经济独立的方式改变劳动环境。同工同酬、结束职 业隔离以及解决工作场所的暴力和骚扰现象是当务之急。全球 1/3 以上的女性从事农业，增强她们获得土地的机会并为女性农民提供更好的支持是必须的。需要制定政策，确保工作领 域的彻底变革使妇女受益。新技术和数字平台正在改变经济。利用新技术促进女性的普惠金 融、经济赋权，创造体面工作并支持女性的企业，将是至关重要的。

工作与家庭的协调政策，如带薪育儿假，需要扩大到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可信赖和可负担 的儿童保育服务的迅速规模化发展将为女性、家庭和更广泛的经济层面带来多重好处。

投资托儿服务：收获三重红利

投资于可负担的早教和儿童保育服务可以帮助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改善儿童健康和营养， 并在有偿护理这一领域创造合适的工作。在不同地区，推出优质托儿服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于 2013 年将 3 岁以下儿童进入托儿所确立为一项法定权利。此项规定伴随着补贴性的托儿所的大量扩增。到 2017 年，3 岁以下儿童入学率达到 37%，这对他们母亲的有偿就业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4

智利扩大了免费公共托儿服务，并延长服务时间以适应在职父母的时间安排。至 2017  年，

32%的 3 岁以下儿童进入托儿所。至关重要的是，最富裕和最贫穷家庭的儿童在获得服务方面的差距也缩小了。5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非正式居住区开展的试点方案发现，在 12 个月内获得用于补贴儿童保育券的妇女就业的可能性比没有领取的妇女高 17.3%。

女性的经济独立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至关重要

1.法律改革正在帮助女性和男性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

领取产妇津贴的新妈妈比例：全世界约占 41%，在一些地区覆盖率更高，如欧洲和中亚达到 81%；部分国家实现了 100%全覆盖，如蒙古，乌克兰及乌拉圭。

需要作出更多努力，帮助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

在 1974 年，只有瑞典提供陪产假，至 2015 年，94 个国家都有同样的规定。

2.障碍依然存在：许多女性被困在低薪工作中，同工同酬仍然难以企及，男性占据大多数 高级职位

女性花费了比男性多三倍的时间在无酬照料与家务劳动中，限制了她们获得体面工作的可能性。25 至 54 岁的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 93%，而同年龄段女性的这一比例为 62%。全球性别薪酬差距长期停滞于 16%，而在某些国家女性平均薪酬比男性低 35%。

全球 7.4 亿女性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

2017 年，全球范围内，65%的女性拥有在金融机构开设的个人账户，男性这一比例为 72%。

3.来自边缘化和受排斥群体的女性面临更大的挑战，包括无法获得关键公共服务。

患有残疾的年轻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没有接受教育或就业，这一比例的范围在从肯尼亚 的 23%至印度尼西亚的 83%之间。

埃及幼儿教育和保育机会不平等：在最富有阶层的家庭，65%的孩子可以接受幼儿教育和保 育，而在最贫困阶层的家庭，这一比例只占 16%。

贫困消除与幸福

全世界妇女及女童健康和教育的改善是过去 25  年的主要成功之一。如今，在校女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平均而言，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全球识字率正在上升，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虽然仍有许多工作待完成，但更多的妇女已经能够获得机构提供的产妇护理， 死于分娩的妇女也更少。

社会保障现在逐渐被公认为减少贫困和消除不平关键驱动力之一。儿童福利和社会抚恤金等 现金转移的扩大提高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增加了女性的个人收入。这些举措都有助于降低 全世界的极端贫困率，而这一重大成就已经使数百万妇女和女童受益。

然而，贫困和不平等依然存在，财政紧缩措施阻碍了进一步的进展。在许多国家，数百万女 童仍然无法完成合格中等教育，农村贫困家庭的女童往往如此。如果没有托儿选择，妇女往 往面临困境，要么选择工作留下孩子独自一人，要么牺牲为家庭提供收入的机会。因为一生 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照顾他人，大多数女性缺乏足够的养老金来过上有尊严的退休生活。社 会迫切需要获得能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障和优质公共服务的更好途径，同时为女性提供可 持续的脱贫途径。

增强女性的性和生殖健康及相应权利是另一个关键。例如，更好地获得计生服务有助于减少 贫穷和改善健康状况。通过防止意外怀孕，青春期女孩能够完成学业，妇女能更好地参与劳 动。

计生领域的变革者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计划生育的总体可及性仍然很低，但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自 2000  年

以来将现代避孕措施的可及性提高了 40 个百分点。7农村和城市地区以及富裕和贫穷妇女之间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差距也有所缩小。这些非凡的成功案例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

投资于卫生基础设施，改善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两国在最难以到达的地区建立了新的 卫生中心和卫生站。

派遣训练有素的卫生人员到农村社区提供计划生育建议、信息和避孕药具。

增加一系列现代避孕药具的供应。

开展公共运动，提高对避孕药具的认识，减少避孕药具的污名化和神秘性。

与捐助者、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领袖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以促进计划生育。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极端贫困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性别平等得到优先考虑。

1.极端贫困正在减少，妇女和女童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更健康

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 10 亿：1995 年至 2015 年间，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 1.90 美元的人口比例从 36%降至 10%，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

更多女童接受教育：全球总体实现了教育均等，但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仍存在巨大差距。 全球孕产妇死亡率仍然过高，但从 2000 年至 2017 年已经下降了 38%。

2.数百万人仍然陷于极端贫困之中，许多妇女和女童仍然无法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 全球 25 至 34 岁的女性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可能性比男性高 25%。

近五亿 15 岁及以上的女性是文盲。

在 2019 年，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中有 1.9 亿想要避孕但未使用任何避孕措施。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5 至 19 岁青少年中，每 5 个艾滋病新感染者中有 3 个是女孩。

3.贫困和农村家庭的妇女和女童面临严重的歧视和排斥

经 59 个国家的数据统计显示，来自贫困家庭的 15 至 49 岁妇女和女孩文盲的可能性是最富裕家庭的四倍。按地点划分，农村和城市妇女之间的差距是：城市的女性文盲率为  19%， 而农村为 40%。

经 64 个国家的数据统计显示，92%的最富裕家庭的女性分娩时有一名卫生专业人员在场， 而最贫困家庭的这一比例在 54%。

不让任何一位女性掉队

“交叉性”：不同形式歧视（例如基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歧视）的影响以复杂且累积的方式结合、重叠或交叉。

换句话说，你出生时是男孩还是女孩，你生活在哪里，你的父母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属于哪 个种族以及其他一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生活机会。

在尼日利亚，49.4%的 15 至 49 岁女性只完成了六年或更少的教育，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35.2%。生活在最贫困农村家庭的女性富拉尼人中有 99.5%未能完成六年以上的教育，相比之下，生活在最富裕城市家庭的女性伊博人的这一比例为 4.5%。

在哥伦比亚，18  至 49 岁年龄段的女性中，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性比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女性在生产过程中缺乏熟练医疗照护的可能性高 12 倍。生活在最贫困的农村家庭的土著女性中33.4%没有获得熟练助产士的帮助。

在孟加拉，生活在朗布尔地区最贫困农村地区的 20 岁至 49 岁女性中有 95.2%在 18 岁前就已经结婚，而生活在锡尔赫特的最富裕家庭的同年龄段女性的这一比例为 41.3%。

平均值不能说明全貌。正如交叉性分析的例子所显示，当不平等现象结合或重叠时，处于这 些交叉点的女性将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通过签署 2030  年议程，各国政府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一承诺意味着他们必须投资于数据和创新研究与分析，使面临重叠形式歧视的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可视化。利用这些数据，制定基于证据的包容性政策和计划来纠正过去的不公正现象，打击污名化和刻板印象， 并确保被排斥的妇女和女童的声音得到倾听。通过这样做，将有可能将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从花言巧语变为现实。

在菲律宾，15 至 49 岁的女性中有 13.7%的人报告说，在与自己的医疗保健，收入或家庭购买有关的决定中没有发言权。生活在 Cebuana 最贫困农村家庭中 21.8%的女性报告说她们没有发言权，相比之下，生活在最富裕的城市家庭的塔加拉族女性这一比例为 4.5%。

在肯尼亚，最贫困农村家庭的 15 至 49 岁的卡伦津女性无法获得改善的水源，相较而言，最富裕城市家庭基库尤人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 0.8%。

在伊拉克，经历伊拉克战争后，青少年生育率在 2003 年至 2010 年间增加了 30%，部分原因是早婚率较高。库尔德斯坦地区最贫困家庭的年轻女性有 25.4%在 18 岁之前分娩，相较而言，生活在该国南部/中部地区最富裕家庭的年轻女孩的这一比例为 9.9%。

从暴力，污名和成见中解脱

这个世界对女性而言仍然是危险的。北京会议 25 年后，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仍然在全球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占比巨大。根深蒂固的虐待因子仍然存在，妇女在技术发展而开辟 的数字空间中受到威胁、恐吓和骚扰。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国家已经制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样可以 防止暴力发生。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发生率最近有所下降，特别是在一些南亚国家。在 终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努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现在，女性正在结束长期以来成为保护性别暴力行凶者的沉默。女性在公共场合、工作场所 以及家庭中面临的暴力和骚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每个区域的运动都要求结束有罪不罚现 象，并预示着问责的新时代。

全球性活动需要赶上这些强有力的区域运动的需求。必须通过并实施制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新法律，同时为幸存者提供适当资金救助和协调服务。预防暴力的战略绝不能局 限于提高认识的运动和一次性的倡议。相反，必须考虑在解决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方面不退缩 的长期路径，因为这种权力结构是全世界数百万妇女和女童遭受暴力的根源。

变革的力量在于社区

社区动员和社区活跃人士正在成为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日益重要且充满活力的 力量。

SASA！（ SASA! Activist Kit for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IV）在乌干达启动了该项目，以挑战和改变社区内使暴力侵害女性行为正常化且能持续实施的态度、规范和行为。 该项目结果显著：一项试验显示，与其他社区相比，SASA！开展的社区中伴侣实施身体暴力的发生率降低了 52%。

农村应对系统（Rural Response  System）在加纳的中心城区和沿海地区展开工作。该团队通过挑战固有的对暴力行为的态度和为妇女提供联系相关服务，减少了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性暴 力行为发生率，且据受害者报告称降低了自身的抑郁情绪。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受冲突影响的社区，宗教领袖通过培训成为宣传性别平等和非暴力的模范。评估表明，这种方法将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性暴力发生率减少了一半，并改变了 对殴打妻子和以男性享有性权利作为辩护的态度。

需要加倍努力终结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比率在下降，但仍有数百万女性受到影响。

童婚率同 1995 年的 1/4 逐渐下降至如今的 1/5，但是，每年有 1,200 万女孩在 18 岁之前结婚，更多其它人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31 个国家 15 至 19 岁少女中，遭受过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比例 25 年前为 47%，如今下降至34%，每 3 人中有 1 人的切割是由专业卫生人员完成。

女性正在崛起：终止有罪不罚现象的女性集体力量

#MeToo, #TimesUp, #BalanceTonPorc, #NiUnaMenos 等运动的展开显示，全世界的女性正聚集起来对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的性暴力和骚扰进行问责。

前路漫漫：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仍然遍布各处且还有很多未被报道

18%曾有过伴侣的 15 至 49 岁女性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经历过来自前任或现任的身体和/或性暴力。幸存者被污名化，为此感到羞耻，只有不到 40%的女性选择报告这些罪行或寻求任何形式的帮助。

数字空间成为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新场域

在欧盟，1/10 的女性报告称自 15 岁以来遭受过网络骚扰，在 18 岁至 29 岁的女性中这一比例达到 1/5。全球而言，记者中有 1/3 是女性，媒体中男性人数过多在使伤害性的性别成见长期存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参与、问责和机构

尽管变化缓慢，但如今女性参政的人数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 妇女在议会一院或下院席位中所占比例从非常低的基数增加到  25%多。这不仅是由于选举制度的变化和立法规定的性别配额的使用，也取决于这些女性参政的决心、坚韧和勇敢。

男性仍然主导着政治，占据了 3/4 以上的议会席位。只有 14 个国家的内阁成员中有超过 50% 的女性。各国政府和政党在实现平等代表权上仍然过于小心谨慎。他们应该支持女性候选人， 提供竞选资金，并制止女性在从政时面临的不可接受的暴力。

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是民主国家繁荣的基础，也是积极的社会和法律改革的催化剂。它们在 追究政府责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她们的工作和资金越来 越受到限制。女权维护者和政治家面临政治诽谤运动、人身攻击、骚扰和恐吓。尽管存在这 些威胁，新一代年轻女权主义者继续为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带来活力和创新战略。

支持两性平等的机构，包括国家妇女机构，在确保将两性平等纳入各级政府政策、规划和预算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它们迫切需要资源、权威和能力，以便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促进两性平等的预算编制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 69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拥有跟踪性别预算拨款的综合系统，另有 41 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步骤将性别因素纳入预算编制。

然而前路依然漫长，总体而言用于两性平等的资金仍然严重不足。 政治性别配额的成功事例

自 1995 年以来，性别配额，特别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候选人性别配额，已成为增加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代表性的最有效工具。这使得比以往都多的女性进入政界，挑战了许多国家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只有男性才适合担任领导。2019 年，约有 80 个国家制定了性别配额立法。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京行动纲领》增加了国际压力，为已经开展性别平权运动的国家注入了新的势头。12因此，2019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会女性占比达到 31.6%， 为全世界最高。

女性要求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力和代表权

女性参政人数达历史之最

在全世界范围内，国会席位的 25%由女性担任，1995 年这一比例为 11%。在地方一级的决策机关中，女性占据了 36%的地方审议机构席位。

在 2019 年进行的选举中，实行政治性别配额制度的国家中女性获得了 30%国会席位，而未实行此制度的国家该比例为 18%。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女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政治、政策和预算之外。 仅在 14 个国家，女性占据内顾成员的 50%及以上。

数据显示，80%的国家已经有促进性别平等的计划，但只有1/3的国家为此投入资源。

全球而言，很大一部分女性和男性认为男性比女性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女性 43%，男性53%）

女性土著的政治代表仍然严重不足。经调查的 28 个国家中，有 4 个国家只有男性土著国会议员，有 15 个国家至少有 1 位女性土著议员，有 9 个国家没有任何土著居民担任国会议员。

女性面临威胁和攻击

自 2015 年以来，联合国已经记录并核实了来自 41 个国家的 187 名女性人权斗士，记者和工会成员被杀害。

对女性政治家的强烈反对：暴力和骚扰在现实中成为日常，但其程度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量化。

和平且包容的社会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女性在建设和平且包容的社会上发挥领导作用。

在过去的 25 年中，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变得更加复杂、暴力和持久。与此同时，军费开支几乎翻了一番，2018 年达到 1.82 万亿美元。

妇女在冲突和危机时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战争和不稳定期间，他们往往面临更严重的暴 力和不平等。然而，她们也扮演着养家糊口的人、战斗人员、急救人员和和平运动领导人的 新角色。

如果女性团体和领导人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谈判，就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加以执行。在地方一 级，往往是女性解决社区紧张局势、促成停火或建立平民安全区。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女性在动荡时期的领导作用。但是，和平斡旋者、国际组织和政府必 须更加大胆地坚持让女性在和平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向在地方建设和平并在人道主义救助前线开展工作的女性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和资金。 如果要使女性发挥这一关键的建设和平作用，就必须改善其诉诸司法的机会和途径，扩大应对和预防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服务。

女性在谈判和维持和平中的关键作用

许多和平进程的证据表明，女性是制定和执行包容性和持续性和平协议的关键行动者。

在哥伦比亚，民间社会团体召开全国妇女与和平首脑会议，要求允许女性参加和平谈判。因此，政府谈判小组中有 20%是妇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党派代表中有 43%是妇女。这些女性谈判代表随后与妇女组织合作，扩大和平议程，以包括女性土著的土地权、 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赔偿以及女性的政治参与。

在南苏丹，44   个妇女组织成立了“妇女联盟”，以加强女性对和平进程的影响力。她们是亚的斯亚贝巴正式和平谈判的推动力，为女性与会者提供技术支持。她们还通过谈判达成了一 项协议，以确保女性占和平协定执行机构代表席位的 35%。

实现女性权利是建设和平和包容性社会所有努力的基础

和平与安全议程中的女性权利

自 1995 年以来，包括 10 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内的 17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范性框架强调，女性是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关键。国家行动计划（NAPs）正在推动实施。

2006   年，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制定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

2008 年，13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国家行动方案。

2019 年，83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国家行动方案，但只有 22%的方案在通过时包括了预算。

尽管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她们往往被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

在 1992 年至 2018 年间的重大和平进程中，只有 13%的谈判者，4%的协议签字人，3%的调停人是女性。

包括关于妇女、女童和性别问题规定的和平协定在全部和平协定中的占比：

冲突和危机期间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出现升级

至少 1/5 的女性无家可归者或难民曾经历过性暴力。

2019 年，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中基于性别的暴力所需的每 10 美元资金中只有 3 美元得到筹集， 筹集资金目前只占目标资金的 29%，仍有 1.32 亿美元的差异。

气候行动与环境可持续性

全球气候紧急状态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2020   年，世界正处于全面生态崩溃的边缘。数百万人已经受到迅速变化的气候、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这只会加剧 现有的贫困、冲突和不平等。

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社区的妇女和女童对气候紧急状态负有最小责任，但首当其冲地遭 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女性获得土地的机会本就受到限制，而环境退化和土地掠夺 则进一步损害了女性获得土地的权利。粮食和水的短缺、空气污染以及干旱、洪水或山火等 日益严重的气候相关灾害使她们的健康和权利成为了其他人发展的代价。

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必须采取变革行动，减轻气候和环境危机最具破坏性的后果。陈旧的 污染环境且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战略必须被新的绿色模式所取代，将生态和社会福祉放在首 位。

女性必须能够参与到解决气候和环境危机中来。几十年来，她们一直处于气候行动和环境运 动的最前沿，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和自然资源管理正带来更好的结果。现在是时候倾听她们的 声音了——在社区、街头和全球气候谈判中——如果还有拯救地球和人类的希望的话。

女性渴求更好的未来

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新一波呼吁气候和环境正义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出现，以延续他们之 前的几代女性活动家的工作。

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正动员起来，要求结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以及不可持续和破 坏性的资源消耗和财富积累。由斐济和太平洋地区的年轻跨性别女权主义者领导的 Haus of Khameleon   等团体的交叉性方法正在生态和性别正义、和平与安全之间建立重要的联系。青年气候运动也在制定转型变革的议程。受到 Greta Thunberg，Vanessa Nakate 和世界各地其他年轻气候活动家的启发，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 多万年轻人参加了 89，000 次罢课活动。15

尽管总体进展非常缓慢，但旨在将女性权利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Woman and Gender Constituency 组织的工作有助于在气候变化大会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COP 25） 上制定新的五年性别行动计划，以使性别平等在气候解决方案中更多被注意。

气候正义和环境可持续性取决于性别平等以及妇女和青年的领导力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数百万年轻人正在动员起来，指出对气候紧急状态的无所作为

Greta Thunberg 2019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发言：“后代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如果你们选择让我们失望，我说：我们永远不会原谅。”

大约 200 个国家的 1300 万青年正在抗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迈向零碳世界。

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没有采取行动：

随着有害排放的持续上升，世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1990 年至 2016 年期间， 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了 48%。2019 年，大气中吸热的二氧化碳水平处于至少 80 万年来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最高水平。

女性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决策者中 67%都是男性。

那些排放最少的人将承受最大代价：

一名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2.3  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一名马里人或尼日利亚人一年的排放量。

气候和环境危机对那些获得土地、资源或养活手段有限的人的影响最大。全球而言，39%的 女性从事于农业、林业和渔业，但其中只有 14%的女性拥有农业土地所有权。

气候灾害可能导致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增加。无家可归和大规模移徙可能导致不安全的生活 条件，加剧贫困和孤立，并使女性暴露在暴力和虐待中。

北京愿景正在实现

到 2020 年，一名 15 岁的女孩：

可能生活在一个极端贫困仍然十分普遍的国家——全世界有 6000 万 15 岁女孩，其中89%生活在贫困普遍存在的欠发达地区。

享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但来自贫困和农村地区的女孩仍然面临障碍——据估计有  3 200 万小学适龄女童失学，而男童为 2700 万。

面临遭受暴力和伤害的风险，包括亲密伴侣暴力——在 15 至 19 岁的少女中，每 5 个中就有 1 个在过去 12 个月中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

怀孕的风险仍然很高，特别是在现代避孕措施有限且性教育质量低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2015-2020 年期间，6200 万新生儿的母亲是 15 至 19 岁的少女，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最不发达地区（96%）。

背负着家庭责任——在全球范围内，10 至 14 岁的女孩每周花在家务上的时间约为 9 小时，比男孩多 50%。

到 2030 年，如今 15 岁的女孩将成长为 25 岁的女性。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需要采取变革行动，以便她......

在婚姻中享有平等权利——目前，19  个国家仍出台法律要求妻子服从丈夫，婚内强奸往往没有明确定为刑事犯罪（111 个国家）。

追求她想达到的教育水平，并获得她选择的就业机会——目前，全球 31%的年轻女性没有就业、接受教育或培训，而所有年轻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14%。

与男性有同样的机会平衡有偿工作和家庭照料——女性从事的无偿照料工作比男性多 得多，这限制了她们有偿工作的机会：25 至 29 岁的女性中有 58%进入劳动市场，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90%。

有自己的收入，摆脱贫困的生活——目前，生活在贫困中的女性多于男性：来自 91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有 5000 万 25 至 34 岁的女性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而同龄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4000 万。

2020 年，一个 15 岁的女孩站在成年的边缘。1995 年，当女权主义者聚集在北京时，她甚至还没有出生，但由于那些人的远见卓识以及此后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集体努力，她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然而，正如本报告所显示的，为确保所有青春期女孩都有坚实的支持来发挥她们的人生潜力，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对于遭受多种形式歧视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当我们抛开平均值时， 会发现对于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有残疾或属于少数族群的人来说，《北京行动纲领》和《2030 年议程》的承诺还远未实现。

到 2030 年，今天 15 岁的女孩那时已 25 岁。现在如果不加快行动，她将继续面临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和歧视。但是，这也可以不发生。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十年行动是 世界为当代和未来几代女性改变这一局面的机会。

本报告中的例子表明，扭转局面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所有国家都扩大了教育、卫生和 儿童保育服务，为女性权利以及整个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红利。行之有效的战略现在表 明，防止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可以通过改变其背后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来解决。如果政府表现出 使用性别配额的意愿，女性参政的结果可能会带来变革。让女性在权力机关中任职，让女性 参政，让女性在和平进程和环境改善方面发挥作用可以为所有人都带来更好的结果。

现在需要的是协调一致的努力，增加、拓宽和深化能够加快性别平等进展的政策和规划。联 合国妇女署就实现《北京行动纲领》的议题发起了六个多方利益攸关者参与的行动联盟。

每个行动联盟的核心是少女的权利。在所有行动联盟中，将重点关注如何在充满挑战的冲突和危机背景下取得进展。跨领域的活动将推动变革，包括利用数据和研究确保政策和计划有据可依; 转变社会规范和态度，支持性别平等和增强女性赋权；创造有利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行动联盟

行动联盟是全球性的、创新的、多方利益攸关者的倡议，将动员政府、民间社会、联合国机 构和私营部门促进集体行动，推动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资，以产生促进女性平等切实的、颠覆 性的结果。

展望联合国行动十年，这些行动联盟将带来新的活力、想法和资源，加快实现《北京行动纲 领》和《2030 议程》的进程，以惠及所有女性。

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确保妇女和女童能够享受没有暴力的生活。

身体自主权，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确保妇女在性、健康和生育方面有选择权。

经济上的公平和权利——通过体面工作、社会保护和包容性经济增长，保证女性能够拥有自 己的收入。

促进气候正义的女权主义行动——以性别平等为中心，建设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和正义的未 来。

技术和创新促进性别平等——确保创新和技术为所有女性带来变革性成果。 女权主义运动和领导——支持女权主义者领导和组织实现妇女人权。

本篇文章来源于联合国妇女署

感谢翻译此篇文章的志愿者梁光卉

翻译如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邮箱bjyuanzh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