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Rowan Harvey 撰写。作者谨感谢国际乐施会的 Leah Mugehera（管理经理）、Charlotte Becker、Amina Hersi、Florence Ogola、Helen Wishart 和Jacqueline Awiti 的贡献与支持。我们感谢来自乐施会国家和地区团队的 Aileen Charleston, Christine Lundambuyu, Amita Pitre、April Ann Bulanadi、Diniwe Phiri、Keita Rose、Razan Wazwaz、Fadi Touma、Yee Mon Oo、Laura Victoria Gómez Correa、Dana Abed、Anushree Jairath、Lingalireni Mihowa 和Naana Nkansah Agyekum。

 特别感谢 Anam Parvez, Irene Guijt, Jassar Altahat, Megan Lowthers, Patricia Espinoza Revollo, Julie Thekkudan, Rebecca Shadwick, Victoria Stetsko, Andreas Larsen, Fiana Arbab, Sarah Tuckey 和 Julie Lafrenière 作为统计、项目团队和参考小组成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提供的咨询服务。

 我们无比感谢以下外部评审人员，他们慷慨抽出时间，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以形成简报： 菲律宾的全国农村妇女联盟（PKKK）成员Daryl Leyesa、阿根廷LatFem（新闻机构） 的 Vanina Escales 和孟加拉妇女进步协会（BNPS）的Shanaz Sumi。

 想了解有关本文中所提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发送邮件至 advocacy@oxfaminternational.org 本出版物受版权保护，但文本可免费用于宣传、运动、教育和研究目的，前提是完全承认文本来源。版权持有人要求向其登记所有此类用途，以进行影响评估。若用于其它场景或在其他出版物中重复使用，抑或是翻译、改编用途，都需要获得许可并收取费用， 请发送邮件至policyandpractice@oxfam.org.uk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在付印时是正确无误的。

 由乐施会GB 为乐施会国际出版ISBN 2021 年 11 月 978-1-78748-836-6 DOI 10.21201/2021.8366

 封面照片：莫妮卡（Monica）是哥伦比亚人权和领土权利维护者，也是“瓦尤妇女力量” 的一员。因积极反对污染阿瓜斯-布兰卡斯河的矿业公司，她在收到死亡威胁后被迫离开社区。尽管生命受到威胁，她仍坚持工作。（© Pablo Tosco/Oxfam）

封底照片：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迪鲁阿（Dirua*）和苏里（Suri*）（黄色 T 恤） 兄弟二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都是巫术指控暴力事件的幸存者。

 前言

今年的“反性别暴力 16   天行动”纪念活动标志着女权活动家在首届妇女全球领导中心（CWGL）发起该活动已有 30 年之久。现在是时候回顾女权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了——这是通过保障全世界妇女和女童的安全和机会而实现的。

 性别暴力仍然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因此，现在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机：我们重新做出许诺，要彻底终结女童、妇女（包括跨性别女性）、非二元人群和LGBTQI+（性少数群体）面临的性别暴力。

 如今，我们面临一个阻碍。据报道，这场新冠流行病加剧了性别暴力，特别是亲密伴侣暴力，重则致人丧命，轻则受伤、产生焦虑、情绪困扰等问题。在封锁期间，性别暴力求助热线显示，一些国家的求助电话数量增加了 25%-111%，而另一些国家则有所下降。在全球范围内，经济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加剧了女童、妇女（包括跨性别妇女）和非二元人群所面临的痛苦。在拉丁美洲，我们深知这一点。这里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42 个城市所在地，也是妇女被杀害率最高的国家， 而这些绝非巧合。

 不仅如此，流行病带来的影响加深了经济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差距：女性更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2020 年，全球就业损失使妇女损失了 8000 亿美元的收入。预计到 2021 年，全世界将另有 4700 万名妇女陷入极度贫困。大规模失业与这一流行病直接相关，而其造成的经济不安全更是增加了妇女在家庭中遭受暴力的风险。

 然而，深入观察之下，我们见到了顽强的抵抗。它由妇女权利组织领导，它就是女权运动。只需要看看#MeToo、#NiUnaMenos、#SayHerName 和#BalanceTonPork 就知道了。从巴勒斯坦到马拉维再到巴西，本文重点介绍了这些地区女权组织者们勇敢斗争的案例。

 她们正在推动（通常是面对巨大障碍）性别暴力的预防和应对工作。但由于疫情大流行， 她们也面临着大幅的预算削减，一些组织被迫缩减规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倒闭。目前， 这阻碍了预防和应对工作，阻碍了妇女权利组织者们参与决策空间、制定符合妇女权利的政策和政治活动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反性别暴力工作中最需要的。

 正如本文所说，性别暴力是一种被忽视的流行病，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系统性和跨部门的应对措施。新冠病毒已表明，世界各国的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特别措施以保障人民的人权。

 为应对性别暴力，将其作为优先事项，政府、捐赠机构和公民社会必须将妇女权利组织、运动和领导人置于其核心地位。我们需要胸怀大志、奋发踔厉，推动反思、制定政策并投入资金，以解决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性别暴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所做的决定，并消除促使这一祸害猖獗的系统性障碍。我们需要解决那些助长性别暴力的有害社会规范， 并将经济重新构建为能解决诸多性别暴力根源的经济体。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性别暴力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有责任去终结它。

国际乐施会执行董事布里埃拉·布赫（Gabriela bucher）

对受害者和幸存者造成的影响

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早期开始，包括跨性别女性在内的妇女、女童和 LGBTQIA+人群即面临着巨大的暴力浪潮，妇女组织和前线应答人员迅速敲响警钟。在许多家庭中， 新冠病毒可谓是火上浇油，造成了社会和个人焦虑、压力、经济压力、社会隔离（包括与施暴的家庭成员或伴侣隔离）以及酗酒和药物滥用等问题，加剧了家庭暴力行为。在一些国家，拨打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求助热线的电话同比增长了 25％到 111％，而在其他国家，早期封城期间，家庭虐待杀人事件增加了两倍。许多人认为服务机构已经因疫情而关闭，或害怕感染不去寻求帮助，又或是因施虐者整日在家监视着他们电话和网络的使用情况，因此无法发声求助。

根据全国妇女委员会（NCW）的数据，在印度的第一波封锁中，家庭暴力增加了 250％， 这使得相关服务难以满足需求。乐施会印度分会采访了家庭暴力咨询师，他们说自己感到不知所措、茫然无助，无法为每个客户提供足够的咨询时间。由于电话和互联网连接不畅，他们很难建立起线上虚拟服务，也无法接触并帮助那些电话受伴侣控制的求助者，或受到严重伤害以及有自杀倾向的人。除了咨询工作以外，他们还试图为绝望的求助者提供食品和药品帮助。有一位咨询师说，他试图将一位被丈夫殴打到骨折的妇女送往医院，但由于新冠病毒带来的相关限制被拒之门外。

在家庭之外，妇女经常被迫违背宵禁、封锁或隔离在家的命令，因为她们需要谋生，为家庭挣来食物和水，或从事社会对她们期望过高的护理工作，而这些工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也有所增加。发展中国家 90%以上的女工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她们缺乏就业保护和社会安全网，如冠状病毒救济金。除了继续工作外，她们几乎别无选择，面临着警察和军事当局实施冠状病毒控制措施（如检查站、隔离区和宵禁）的困扰和不公正对待。同样，在妇女（包括变性妇女）所占比例较高的劳动部门，如家政服务和医疗保健部门， 她们所见的暴力行为急剧增加，移民女工的境况也是如此，她们与雇主隔离在一起，无法接触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网。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玛丽（Marie*）在调查基于性别的犯罪。©Keith Parsons/Oxfam

虽然巴西有近 1/3 的妇女是黑人，但在 2018 年被谋杀的妇女中，她们占了 2/3，在COVID-19 大流行期间，家庭暴力报告数量飙升了 50%。为了工作，许多妇女还被迫面对家庭以外的暴力，否则会面临被进一步推入贫困的风险。几乎一半的巴西黑人妇女 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她们占非正式家庭工人的 74%。她们缺乏获得社会保护和劳动权利的机会。以黑人妇女为户主且有 14 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有 6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20年，在巴西的选举中，黑人妇女参加竞选的人数空前，而此前她们在立法会的席位不到 3%。鉴于黑人妇女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增强她们的代表性至关重要。

在一些地方，性别暴力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总体情况仍比较严重。例如，在一些地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大幅减少，因而性骚扰的报告变少，而在其他地区，缺乏人多的公共场合又使妇女更易受到攻击。一些暴力已经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网络空间，据报道，网络跟踪、欺凌和性骚扰的情况有所增加。同样，妇女（包括变性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性别暴力似乎更加严重和持久，这也许反映了封锁的强度以及逃避虐待难度的增加。与印度乐施会交谈的性别暴力咨询家称，报告咬伤、烧伤、反复殴打以及被伴侣不断施压进行非自愿性行为的人越来越多。

暴力行为的激增对那些本来就最有可能遭受性别暴力的人影响尤为严重，这些人因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和其他特征而面临多种压迫。例如，那些没有安全和稳定住所的人， 他们多数是LGBTQIA+和被种族边缘化的人，以及在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环境下的妇女。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在对 15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73%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妇女称遭受了更多的家庭暴力，51%的人称遭受了更多的性暴力。

2020 年 8 月，贝鲁特发生爆炸，造成 200 多人死亡，方圆 10 公里范围内遭到大规模破坏。被摧毁的地区包括对同性恋者友好的街区，以及那些容纳LGBTQIA+群体、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能获得安全感并能形成小群体的餐馆、酒吧和社区空间。爆炸还摧毁了住房，这意味着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许多LGBTQIA+人别无选择，只能搬回家中，与无法容忍或虐待他们的家庭成员隔离在一起，同时与支持他们的社会网络失去联系。乐施会最近在黎巴嫩发表的研究表明，62%的LGBTQIA+人报告说，由于新冠大流行和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他们在生活空间中受到的暴力侵害有所增加。在黎巴嫩，LGBTQIA+人中有很多从事食品、饮料、零售业、零工经济和非正规部门工作。他们的经济独立性受到了大流行病和爆炸影响的严重打击。

妇女，包括变性妇女、女童以及 LGBTQIA+人本就有限的选择空间被冠状病毒进一步削减。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20 年将有 6400 万妇女失去工作，由此她们会更加依赖施虐的伴侣和家庭成员。同时，她们的工作被迫变得更多，以填补因学校等公共服务关闭和限制而产生的护理空白，这使她们日不暇给，负担过重，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社会和经济层面都疲惫不堪——因此，对于虐待也更加无力抵抗。妇女的经济独立性进一步受到暴力本身的侵蚀，在全球估计为 1.5 万亿美元的成本中，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是由幸存者以医疗账单、工作损失和其他费用的形式承担的。

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这些影响可能都会存在，例如，终生收入减少、养老金减少和受教育机会减少。尤其是年轻女孩，她们面临着一系列可能会增加她们一生中面临性别暴力风险的问题，包括失学，被拒绝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信息和服务，以及被迫早婚， 这些都是日后发生性别暴力的风险因素。到 2030 年，将有 1000 多万女孩面临成为童养媳的风险，由于疫情期间长期居家，破坏了遏制割礼的干预措施，在同一时期内，女性割礼事件预计将额外新增 200 万起。

随着新冠肺炎感染病例的增加和学校的关闭，南苏丹的大多数年轻妇女和女孩被切断了受教育的机会，并遭受到一连串毁灭性的挑战。有些女孩被嫁到那些突然渴财（嫁妆）的家庭，有些女孩为了家庭被迫用性来换取食物或钱，或者每次都要冒着被性侵的风险离开家去取食物和水。在一些案例中，有些女孩因抗婚而遭到殴打，有些女孩认为她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家出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少女怀孕的发生率有所增加。 鉴于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和污名，怀孕的少女和有孩子的少女在继续接受教育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更容易在未来受到暴力侵害。

冠状病毒给妇女，包括变性妇女，以及女童和 LGBTQIA+人群获得重要的、救生服务设下了新的障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性别应对跟踪调查中，只有 15%的国家承认性别暴力预防和应对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服务提供方和一线响应者在封锁期间能够更自由地开展工作，并有获得紧急资金的资格。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至少 104 个国家里，暴力预防和应对服务与求助数量相比本就匮乏， 还遭到了严重破坏。与此同时，警务资源被转用于冠状病毒应对工作，法院和卫生服务机构关闭，缩小了寻求帮助和正义的选择范围，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变得更加困难，对那些性虐待或性侵犯的受害者造成了严重影响。

妇女，包括变性妇女、女童以及 LGBTQIA+人所面临的暴力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其他决策者作出决定后产生的直接后果，而这一后果远非不可避免。在过去 12 个月中，有近 1.99 亿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们看到了人民和社会遭受的灾难性影响，但在 2018 年就有 2.45 亿妇女和女童遭受亲密伴侣的性暴力或身体暴力，比过去 12 个月里确诊的新冠病例还多出 4600 万人。然而，只有少数政府做出努力以应对这一危机的规模：例如，新西兰已经引入了国家协议，并将性别暴力服务提供者列为基本工作人员，而南非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上报渠道。然而，尽管有 146 个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宣布支持在国家冠状病毒应对计划中优先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但很少有国家贯彻执行，在全球范围内，对反性别暴力的投资仅占 26.7 万亿美元冠状病毒应对资金机会的0.0002%。一项五国研究发现，虽然包括世界银行（WB）和非洲开发银行（ADB）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IFI）总共提供了 117.4 亿美元的冠状病毒应对资金，但用于性别暴力应对工作的只有一小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面临着感染的威胁、流动性的减少、护理工作的增加和倦怠等挑战，妇女组织和女权组织还是试图挺身而出，填补这些空白。在乐施会的一项快照调查中，222 个妇女权利组织报告称，获得决策空间的机会越来越少，资金和资源减少，出现如无法上网远程工作等操作和后勤问题，以及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受到的社会影响。33%的组织不得不裁员，9%的组织面临倒闭。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PT），持续的军事占领和重男轻女的社会规范加重了大面积封锁带来的创伤，加剧了性别暴力的威胁。SAWA 是一个拥有 22 年经验的妇女权利组织，其危机热线提供咨询、健康、心理健康、法律支持和信息服务，该组织也一直在努力满足危机热线日益增长的来电需求。在乐施会的支持下，SAWA 将服务时间从每周 7天、每天 16 小时扩大到全天 24 小时，工作人员负责接听 65%的来电。为了防止工作倦怠，保护工作人员和咨询人员的心理健康，他们有定期的汇报会和小组监督，并努 力促进员工自我保健，保障所有参与者的福祉。

马拉维法隆贝、巴拉卡、穆兰杰、利隆圭和多瓦地区的妇女团体已经成为预防和应对 冠状病毒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性别暴力激增的第一线。在乐施会及合作伙伴 CAVWOC 和GENET 的培训下，他们穿上个人防护装备，深入社区，开展宣传活动，惠及 62,000 多人，挑战施暴者，将 78 名女孩从强迫婚姻中解救出来，并说服她们的家人送她们回学校。罗奥妇女小组主席维奥莱特·卢卡（Violet Luka）说："过去，妇女不可能带头开展此类活动，然而，在我的社区这已经不成问题。人们现在对我们引领改变有了信心。

在无法提供常规服务的地区，这些组织进行了调整与创新，找到了继续为其社区服务的方法。他们需要新增很多资源并投入很多精力，其中的开销包括增添个人防护设备、计算机设备和新技术培训的费用。尽管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提供服务的方式从线下面对面交流转为线上虚拟服务，这对那些很难接触到新技术的人影响最大，例如妇女，包括变性妇女，有听力障碍或读屏困难的残疾女孩和性少数群体。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鼓励下，各国政府借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支出为由，在恢复期消减财政预算并减少服务，使情况愈加糟糕。危机发生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或要求各国对截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 85％的新冠相关贷款实行紧缩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支出预测表明，到 2022 年，会有 66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85%）生活在紧缩条件下，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削减性别暴力的预防和应对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使加纳性暴力幸存者更难获得公道。尽管根据法律，这些幸存者有权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但他们需要先向警方出具来自专业医疗人员的检查报告才能正式提请投诉，而检查费用高达 800 加纳赛地（约 130 美元），比很多妇女的月薪还高，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随着暴力发生率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的攀升和妇女收入的减少，有能力提交报告的妇女就更少了，由此，更多的施暴者免于受罚，而公认的治愈妇女的关键疗程也就此切断。加纳性别、儿童和社会保障部承诺在 2021 年底前解决这一问题，相关妇女组织正着力游说，督促其兑现承诺。

预防工作带来的影响

新冠大流行期间，终止性别暴力的行动实施起来更加困难、危险。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城市空间和社区空间被封控或关闭、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面临风险，妇女运动仍在进行， 妇女组织和人权捍卫者仍在行动，继续抗议并筹备，要求政府承担起责任。

在菲律宾，新冠大流行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加剧了武装冲突、长期流离失所和气候灾害的威胁，塑成了对年轻女性更加危险的环境。据报道，疏散中心的强迫婚姻、性交易、网络暴力和少女怀孕的发生率都有所增加。在大流行出现以前，菲律宾有1/6 的女孩未满 18 岁就结婚。尽管新冠期间的封控带来了挑战，但包括立法者、青年活动家、妇女权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内的女童捍卫者联盟动员了数千名妇女和女童参加线下和线上的示威活动，以支持禁止童婚的法案。该法案于 2021 年 9 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目前正等待总统批准。

封控期间需要在网上采取行动、组织筹备，这也增加了被专制政府和其他恶意行为者网络监视的风险。批评本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不力的妇女人权卫士被封停了社交媒体账户、无法访问网络、遭到骚扰、被威胁、拘留、监禁，甚至失踪。一些政府利用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动荡和混乱，回收人们争取许久才获得的权利、遏制抗议活动、不让活动家和新闻记者发声。根据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DEA）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 近 61％的国家落实了与大流行相关的各项措施，但从民主和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十分令人担忧。

对妇女人权卫士来说，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捍卫土地和环境相关权益，与强大企业和政府有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农民、土著或非洲裔，因此成为性别暴力或种族暴力的受害者，遭受性暴力、威胁、杀害以及失踪。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合法及非法的武装人士进入农村社区，打着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旗号实施暴力以限制女性领袖的行动，为采掘业非法开采、侵犯人权的行为打掩护，包庇其不受处罚。与此同时，政府也借用新冠危机推行限制妇女领袖参与决策的各项措施。

甄妮·帕瑞佳·奥提斯（Janeth Pareja Ortiz）是人权、领土和环境权利的捍卫者。© Pablo Tosco /Oxfam

可悲的是，尽管他们的组织工作很努力，但妇女的声音（包括变性妇女、女孩、性少数群体）在国家应对新冠病毒的行动中被边缘化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妇女署发现，在总共 1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5 个抗击新冠的工作组中，仅有 4.4%实现了性别平等，84%的工作组由男性主导，24 个国家根本没有女性代表，导致他们应对措施匮乏， 未能优先考虑性别暴力和无偿护理等女性主要关注的问题。

在新冠大流行以前，缅甸妇女在议会中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在地方或村镇级的领导席位也仅占 1%，这一权力差距在 2021 年缅军夺取政权后进一步加深。因此，随着大流行应对委员会的成立，其内部组成反映出早先存在的男性主导的治理结构，而妇女、被边缘化的族群和性少数人群一直在努力，试图改变那些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他们切实关注的方案和预算。尽管官方禁止妇女组织加入官方委员会， 但作为应对，这些群体联合起来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支撑网，并为所遇到的问题寻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助长性别暴力的有害社会规范（影响态度和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得到了加强。为应对新冠疫情，世界各国政府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改变社会规范、态度和行为。从鼓励佩戴口罩、保持个人距离和洗手，到不提倡握手的传统问候方式等，大规模的宣传改变了社会态度，也促成了广泛的行为变化。新冠病毒向我们所有人表明， 规范、态度和行为的变化是可实现的。针对助长性别暴力的社会规范（如关于男性主导地位和异性恋规范的观念），尽管目前已有相应干预措施且已被证明有效，但尚未有同等的宣传力度投入其中。

尽管玻利维亚政府鼓励民众“安全”待在家里，但他们忽略了与侵略者同处一屋对妇女、女童和性少数群体意味着什么。新冠大流行揭开了一个长期以来公开的秘密——对妇女来说，家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由此，来自全国最大七个城市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对性别暴力事件激增的根本原因和理由、导致家庭内部权力分配不均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护理工作的不平等分配进行分析研究。

事实上，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无意中强化了有害的规范和男性权力， 例如限制只有“户主”才能出门，或按性别让男女性在不同日子出门，这一政策致使跨性别者遭到残酷的攻击。一些国家在“对抗”或“打击”病毒方面使用越来越军事化的语言， 进一步将国家暴力和军事化暴力正常化，不增加社区服务或卫生服务，而是扩大街头武装部队来执行新冠病毒防控措施。

性别暴力能被终结吗？

性别暴力是能被终结的。在过去 40 年里对 70 个国家的分析表明，推动政策改变的最重要因素和最大共同点是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组织改变了我们看待性别暴力的方式，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激起全球范围的情感宣泄，通过例如#MeToo、#NiUnaMenos、#SayHerName 和#BalanceTonPorc 等反性别暴力、反性侵运动唤起大众愤怒、悲伤的情绪共鸣和团结意志，也加深我们对其根源的理解和对最有效干预措施的认识。自 1991 年开展第一次反性别暴力 16 天运动以来，在促进世界对性别暴力及其原因的理解，以及调整立法和政策框架以应对这一问题上，人们已取得巨大进展。

然而，反对者认为这些运动是对“传统”家庭构成和价值观的威胁，是对顺性别男性的传统角色和结构性权力的威胁，同时他们反对人们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不断发展的态度， 因此，女权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们愤怒且持续的抨击。来自各主流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专制主义领导人和政权，以及包括极右激进组织和网络喷子在内的各种人由此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的反权利联盟。他们将身份政治与身体、社会、心理和网络暴力结合起来，作为其意识形态征战的一部分。他们所宣扬的与其他倒退运动， 特别是那些拥护民族主义、反权利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密切相关且有相同部分。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家暴幸存者南希（Nancy）正在接受“生命线”组织的咨询辅导。©Keith Parsons/Oxfam

30 年来结束性别暴力事业的里程碑事件

1991年活动家在首届妇女国际领袖协会发起“16 天”行动

1992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第 19 号建议规定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一种形式和表现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基于性别的歧视的形式和表现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199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办公室

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行动纲领》

1995年美洲《防止、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贝伦杜帕拉公约》）

2003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马普托议定书》）

2004年《非洲性别平等庄严宣言》

2004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2006年塔拉那博尔克（Tamara Burke） 发起#我也是(#MeToo)运动

2008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20 号决议承认性暴力是一种战争武器和战术

2013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57 届会议将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视为优先主题

2013年呼吁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妇女和女童的行动

2014年终结冲突中性暴力的全球峰会

2014年《欧洲委员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

2015年#NiUnaMenos 运动

201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动， 其中包含结束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目标

2016年联合国设立独立专家，处理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

2017年#我也是(#MeToo)运动全球势头强劲

2017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35号一般性建议强调，需要改变支持暴力的社会规范和陈规定型观念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打击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国际劳工公约

随着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影响日益增长，各国取消了先前商定的标准，如土耳其政府决定在 2021 年 7 月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在许多国家，妇女运动在获取资金方面受到限制，被排除在关键决策空间之外，遭受网络、人身暴力和诋毁诽谤运动，面临着性别平等政策的倒退和承诺的违背，而这些政策和承诺是她们努力争取来的，也支撑着她们的工作。

如果不采取共同行动，在冠状病毒的遗留问题与这些势力和全球势态(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军事化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的叠加影响下，支持解决和结束性别 暴力的力量或被削弱， 妇女， 包括变性妇女、女童以及LGBTQIA+人群或遭受更多暴力威胁。16 天行动的周年纪念为各国政府和国际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以评估进展和履行承诺，确保其努力以幸存者和一线响应者为中心，并解决父权制及性别暴力的根源问题。他们的努力应包括采取以下行动：

1、加强妇女和女权主义组织和运动并为其提供资源

妇女组织及其运动表明，性别暴力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有机会，她们最能扭转这种趋势。尽管如此，在 2018-19 年度，她们只获得了分配给性别平等双边援助的 1%，这只占整体援助的一小部分。

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家应当：

• 立即承认性别暴力的预防和应对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且有资格获得快速反应资金

•向致力于结束性别暴力和支持幸存者的女权运动和组织提供相应的多年期灵活资金。

• 将妇女组织和LGBTQIA+组织纳入决策空间，并增加妇女在规划和提供服务方面的平等且有意义的代表。

• 与妇女组织和妇女人权卫士合作，制定提高她们安全的措施。

2、采取系统的、交叉的、多部门的方法加大资金投入以解决性别暴力

仅凭这些零碎而分散的举措将无法在解决性别暴力和不平等问题方面取得变革性成果。我们亟需实施协调、全面和跨部门的应对措施，以确保幸存者能够获得有效且优质的服务。

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家应当：

• 将国家冠状病毒应对计划与国家基于性别的暴力行动计划和国际文书和承诺相结合。

• 采取跨部门方法，在公共服务部门加强性别暴力应对和预防，并协调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应对措施。

• 资助并确保各种服务，包括心理支持、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应急响应服务，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全面、优质、负担得起和可获得的服务，包括跨性别妇女、女孩和 LGBTQIA+ 人群，也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女性。

• 研究导致独特暴力经历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方式，例如与年龄、种族、残疾和性取向有关的不平等和压迫是如何相互交织、重叠并加剧的。

• 投资开展大规模多部门运动，改变构成性别暴力的社会规范和信念，使这类运动的规模与其他公共卫生运动的规模相称。

3、建设经济，加强对性别暴力的抵御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如何构建其经济应对措施和复苏，决定了不平等现象是会增加还是减少，也决定了对性别暴力的抵御能力。同样，像世界银行集团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在投资中解决性别暴力问题，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推动鼓励扩大普遍社会保护和普遍、免费、优质公共服务的政策。妇女所做的一切形式的工作都应得到承认和适当的奖励，特别是她们过多承担了的低薪和无偿护理工作，如照顾儿童、病人和老人。

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家应当：

• 通过调动资源，包括通过公平征税，减少不平等现象并提供可获得的、负担得起的公共服务，确保性别暴力的成本不会过多地由幸存者承担。

• 建立社会保护制度，作为面临暴力的人群的安全网，将这些制度的保护对象扩大到非正规工人以及无偿和低薪照料者，并确保最贫穷妇女，包括变性妇女、女童和 LGBTQIA+ 人群获得体面收入。

• 实行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以促进性别公正、更均衡的资源分配，并采取再分配措施，缩小性别差距，消除歧视带来的经济影响。

• 解决从事最低工资、最不稳定工作的妇女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问题，包括支持她们加入工会的权利。

• 扩大债务减免规模，以鼓励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4、收集更多、更有效的数据

政府和机构看重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性别数据收集方面一直资金不足。自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因缺乏按性别、种族、年龄和其他相关特征分列的高质量数据， 响应受复合危机打击最严重人群需求的工作受到阻碍。

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家应：

• 将性别问题纳入国家统计战略的主流，并在常规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优先考虑。

• 确保加大对国家统计能力的投资，以收集和分析性别数据。

• 确保所有数据按性别和其他相关特征分类，包括种族、年龄、性取向和残疾，以便进行交叉分析及采取行动。

• 与妇女权利组织合作，开发反映不同性别现实的数据收集工具和分析。

在位于中非共和国中心地带的布里亚妇女之家，一名 年轻女性在扫盲班学习。该妇女之家致力于为暴力幸存者提供教育。©Aurélie Godet/Oxfam

本篇文章来源：被忽视的流行病 性别暴力和新冠肺炎的双重危机

感谢翻译此文章的志愿者马沁悦、王静微、余贝琪、缪夏雯

翻译如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邮箱bjyuanzh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