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你把电话给警察，我帮你说！”

2022年除夕的前一天，李莹律师还在线上帮助一名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为她申请由公安局出具的告诫书。李莹律师表示，“其实，这份告诫书很关键。它一方面能成为家暴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也能震慑施暴者。”随后，她们又马不停蹄地去申请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看到公安局和法院都拿出了“白纸黑字”后，施暴的男方还咬牙切齿地说，“如果这个有法律效力，我才肯执行”。法官义正言辞，“这都是依据法律出具的，你不执行就一定会承担后果”。果然，这对夫妻在春节这段家暴案频发的时间里“相安无事”了。

辗转多处、反复沟通，律师们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程中，并不是“光鲜亮丽”的。仅仅依靠宣读并搬出法律条文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实属罕见。“我们去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的成功率是100%，”李莹律师说，“这不是说它很好申请，而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是一种误解。公权力适当介入家庭暴力，非常有必要。”李莹律师认为，一线人员在家暴后的“调解”工作效果有限，施暴者甚至会更加猖獗；而公安局出具的告诫书以及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则是家庭暴力发生的“阻燃剂”和“防火墙”。

“坚持一下、推动一点”，无论是做律师，还是从事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李莹一直在守护她的初心，坚定地践行着……

▲李莹律师，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妇女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成为律师，帮助女性

如果再举办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会产生多大影响？

很多公益人都清晰地记得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它被视作世界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激发了无数人投身于公益事业中，李莹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身上的激情、快乐、自信，让人心驰神往，我向往那种氛围”，李莹当时没法到现场，就“死守”着电视，观看在怀柔举办的世妇会NGO论坛，一个个帐篷里开展着各类活动，“妇女权利即人权”的口号，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妇女权益”“家庭暴力”等议题走进了她的视野之中。

这些议题让她想到了儿时村庄里那些“不公平”的现象。李莹出生在湖南怀化市沅陵县。上世纪70年代，湘西地区民风彪悍，时常有家庭暴力发生，她始终无法理解勤勤恳恳持家、养家的女人为何会遭受持续不断的歧视和暴力？直到世界妇女大会的出现，李莹心中想要保护她们的种子开始萌发了。

一年后，李莹刻苦自学，拿到了律师资格证。趁热打铁，她又报考了北京大学民商法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最终如愿考上。

求学期间，她偶然间接触到了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这里的援助经历彻底点燃了李莹心底深埋已久的火种，也点亮了她的理想之路——用法律帮助女性！

“那些遭受到性别暴力的女性让人心疼，我常常会问，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事情？”李莹律师直到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求助的受暴女性。

她接手第一案的受害者被丈夫打折了手，长时间无法换药而导致绷带发黑、变色，生活举步维艰。也有受害者的腹部被打伤，没钱治疗导致伤口腐烂，李莹看到后，眼泪夺眶而出，亲自掏钱送到医院治疗……

家庭暴力、性骚扰、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李莹律师打过许多“闻名”的棘手案件，也帮过许多“无名”的苦难女性。她曾因为那些过于“血淋淋”的家暴事件而彻夜难眠，也曾被同仁不懈努力所激励振奋。

从那时起，李莹见证了女性权益保障在中国的不断进步，无论是2005年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是将“家暴”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之中，再到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的正式施行，她十分清楚，每一次进步的背后，都是大家推动的结果。

看到问题、做出倡导、进行试点、不断完善，李莹深知“律师”这份职业并不简单。做一名称职的律师，既要善于运用真知，也要亲自躬行。

每天早上，李莹的手机都会收到一个“正能量”满满的表情包。那个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发表情包、问候语，甚至在手机丢了也能背下来李莹律师电话号码，就是因为她曾经在李莹律师的帮助下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在农村的权益，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供养自己的三个女儿读书，这改变了她和女儿的一生。

公益组织能做什么？

在李莹律师的办公室里，除了有大大小小的奖杯与奖章，还有好多本一模一样的书，“我买了这些相同的书，比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指南》、罗翔的《性同意制度》等等，是为了送给法官，推荐他们读一读。”

有些法官在接到书后会很诧异，问道“这是你们不要的吗？”，这时，李莹律师就会笑着解释。她发现，不少法官真的会认真阅读，还感慨万千，提升了他们在性别暴力案件中的认知水平。

可见，“沟通”是律师们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李莹律师也十分重视“沟通”，与处理案件的民警用事实和规则沟通，与法官用证据和法律沟通，与受害者搭建心理上的沟通桥梁。

为了与多方更好地“沟通”，更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受暴力的女性和儿童，李莹在2011年创办了“源众”社会组织，并于2015年注册为“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源众”）。

很多人会有疑惑，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公益组织能做什么？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其中设立了多项家庭暴力处置制度和对家暴受害人的救济制度。源众在当年2月中旬接到了一起家暴受害者求助的案件，他们迅速联合妇联、救助站及其他各方力量积极介入，并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第一天就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仅一个半月的时间，源众通过专业服务和积极协调，受害者获得了包括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子女入学、住所安排等一系列服务。“相比于单纯的法律咨询，社会组织能够完整地介入全过程”，李莹律师希望依托社会组织的形式，联结多方力量，尝试探索建立一个以受害人需求为本，集庇护、心理、法律、社工等一体化服务的救助模式。

在这个案例中，受害者最终还是回到了施暴者的身边，这让源众的工作人员和志愿律师都非常遗憾。然而，该案件的结果恰恰反映了长期遭受家暴受害人的特殊心理状态，外部支持系统对家暴受害人的保护、救助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家庭暴力问题是复杂的”，李莹律师表示，在案件介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有庇护制度自身的问题，也有设计法律服务和其他延伸性服务的问题；既有立法不足的问题，也有各相关人员对家暴认识、理念有误区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不够到位的问题。

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提供多种贴合受害者需求的各类服务，予以综合性支持，还将“多方联动”作为在处理维护女性权益案件中的“必备技能”。

社会组织如何能联动得更好？在源众的工作中，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理念——专业的社工和志愿律师要了解受害人的真实意愿，尊重受害人的选择，尽心尽力帮助受害者，并为她们赋能，让她们在案件的处理中获得成长。

“建议多于批评”、以正向的价值倡导，也是源众的工作原则之一。社会组织是政府社会事业力量的有力补充，这个原则让源众在与妇联、政府部门、公安局以及法院等多个机构的长期沟通过程变得更加顺畅。

▲李莹（右二）和源众志愿律师团，为满洲里原人大代表性侵女生案的5位女生提供法律援助

在冰冷的规则与程序之外，需要有人的温度，这更是社会组织难以精准量化的价值。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李莹律师讲到了令她最欣慰的事，“2016年，我们与爱德基金会合作，发起了受暴妇女紧急救助基金！”

截至目前，紧急救助金已经筹集210余万元，帮助了200多个妇女儿童，为她们提供了及时的生活补贴、医疗费用以及临时住宿费等。这笔资金往往能解燃眉之急，让受害者脱离险境、困境。

源众，让她们重新出发

“李莹律师的能力很强，如果她只做律师，那一定是光鲜亮丽的、生活优越的。但她决心创办的公益组织，做的公益事业，让她风尘仆仆，活得很辛苦。”这是一位来自源众的项目官员的表述。

然而，在李莹律师的讲述中，创办源众是“顺其自然”的，坚持做好源众也是“理所应当”的。干练利索、风风火火，是同事对她的评价。

源众不仅直接帮助受害者，也在多方位探索有益于维护女性合法权益，有益于行业的事情。“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开展草根社会组织培训活动，大概做了160多期，像基层社工机构、儿童保护机构都会来参加”，李莹律师希望让更多的机构参与其中，让源众成为“反家暴”的知识资源平台和智力支持平台，推进行业间的交流互动。

2022年底，源众还会发布《社会组织反家暴实务手册》，梳理实用经验和专家建议，制定相关标准，统一社会组织在开展反家暴工作的标准。

谈及“品牌”项目，源众依托自身的法律优势，结合心理、社工方面的资源，成立的“重新出发——受暴妇女支持小组”颇有成效，广受好评。

李莹律师表示，仅仅依靠法律上的支持，无法帮助家暴受害人彻底摆脱家庭暴力。一方面，长期的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受暴妇女的身心健康，她们容易出现自责、紧张、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非常需要得到情绪和心理上的疏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家暴受害人由于长期处在暴力环境中，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会逐渐形成对施暴人的依赖，产生自我价值低的心理。

源众发起的支持小组，通过一种尊重和支持的团体氛围，使受暴妇女打破与人隔离的情境，让她们树立信心，真正远离家暴。支持小组会开展多节课程，包括破冰、认识家庭暴力、绘制自画像与生命线、学习家暴法律知识等，让组员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重新出发。

“2021年受疫情影响，我们把支持小组移到线上，没想到效果也很不错”，李莹律师说，因为是线上的互助课程，大家刚开始都把摄像头关上了，随着课程的推进，逐渐有人打开了摄像头，到了最后一节课，大家都能看到对方。甚至在一次的分享中，线上的人都哭了，这个场面让人十分动容，也让所有参与的培训师和志愿者信心倍增。

筹办这个支持小组，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来自源众的项目官员表示，从前期的课程设计到招募统筹，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课程是每周一次，项目执行需要两个月；此外，源众还为她们提供免费的一对一辅导。

课后，一位姐妹在临睡前发来这样一段话：“老师讲的非常接地气、非常实用，与实操结合得非常紧密。在一定程度上，也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认为反馈了也没用还不如坐以待毙的认知。家暴不可能靠个人力量，我们没必要过度自责……”

看到报名者在过程中的变化，工作人员都感慨，“再辛苦也值得！”李莹律师说，线上支持小组的开展，能让帮助的范围更广，让课程更具拓展性。下一步，她希望能让这个项目更加标准化，甚至以商业思维去用心打磨，这样一方面能让更广泛的女性受益，也能以“自我造血”的模式为公益提供更多资金。

不要忘记她们的苦难

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我应该是怀着理想，面对现实”，李莹律师说，当一个人只有理想，那么他们往往会浅尝辄止，面对困境束手无策；而理想在当今时代可视为瑰宝，甚至是一种“奢侈”，人其实不应当轻易丢下理想，否则就会陷入一种“平凡的溃败”之中。

有理想的人直面现实，改变现实。有人说，在李莹的身上能看到一种“宿命感”，似乎她天生就是为了维护女性权益这个事业而奋斗的。但是，李莹也偶有困惑之时，却不曾停下脚步，“我前几年常常焦虑，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甚至不太确定前进的方向了。但是，我始终觉得要做力所能及的事，要尽力而为，做一点是一点，帮助一个人就可能改变一个人。”

“我对女权很感兴趣！也很喜欢您做的事情！”，李莹律师说，她起初听到新来的年轻人赞扬时还会很开心，后来就基本毫无波澜，因为她发现，很多人并不是“喜欢”，他们只是“好奇”。等新鲜感退去，他们就厌烦了琐碎的“小事”，发现这与当初想象的“伟大”事业完全不同。

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读物，李莹律师认为这是人们越来越重视性别平等问题的好现象。与此同时，她也在思考，很多理论实际上都是利用西方的话语和视角诠释的，并不完全贴合中国的实际，也导致了很多人对“女权”的理解是标签化的。中国需要本土化的、符合国情的女性主义理论，用更易于去理解的语言，更清晰地表达“女权”真正的精神内核。

▲该图片来源于GQ报道《疫情时代的阅读：心理学、女性主义和受困的旅行》一文

“我也常常去微博听一听大家的声音。支持的、赞同的，或者是质疑的、排斥的，我都会去看、去研究。知己知彼，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工作还有哪些难点没有解决，有针对性地推动、改善，慢慢让大家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一个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者——这是李莹给自己的定位。“发文章、做倡导、搞艺术，这些行动不意味着实现了性别平等，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她一直认为，脚踏实地、从身边做起，才会让女性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

面对3.8铺天盖地的消费狂欢，李莹提醒道，“几百年来，无数个推动性别平等行动者的前辈在为今天和明天努力，女性现在拥有的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来之不易。”

庆祝美好，铭记伤痛。在光环的背后，所有人都不应忘记曾经发生的，以及现在发生的……

本篇文章版权归《NGO观察》所有，作者时瑞泽

（来源：李莹律师：女性拥有的“现在”，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