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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阿姆，是在北京儿童医院旁边的麦当劳叔叔之家里。那是麦当劳为异地就医的病童和家属提供的短期住宿的地方，阿姆和小毛在北京就医期间就住在那里。向源众转介阿姆母女个案的热心人士称，阿姆的女儿小毛自一岁起就患上了“儿童癌王”神经母细胞瘤，老家青海玉树无法提供必要的治疗。

于是，自小毛患病时起，阿姆便带着小毛往返北京治病，希望为年幼的小毛求得一线生机。由于看病所需的医药费、交通费、住宿费花销巨大，阿姆希望源众律师能够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要求小毛的生父承担一部分费用。

在见到阿姆之前，我想象了好几次阿姆的模样。我想起了过往看到的新闻报道中那些带着患重病孩子艰难求医的家长的模样，他们给我的印象都是愁容满面、焦虑疲倦。阿姆是单亲母亲，她的处境相对而言更为艰难，她又该是如何的状态呢。

但是，当面见到阿姆之后，我发现我的想象完全与现实不符。阿姆是个明艳的姑娘，穿着红色的T恤，乌发用夹子挽成了一个简洁的发髻，眉宇间不见忧愁，只有坦然。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源众工作人员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和感谢。

在会议室里，阿姆用一口略带口音的汉语向我介绍了她和女儿的具体情况。阿姆小时候与养父母一起生活，但养父母不幸在玉树大地震中去世，阿姆当时尚未成年，而亲生父母已经分别组建家庭，于是阿姆就在亲生父母两边的家庭中学习、生活。

16岁时，阿姆意外怀孕生下女儿小毛，本打算一边上学一边抚养孩子，但孩子却在一岁时生病，阿姆不得不辍学带孩子求医。目前孩子已经五岁，癌症也发展到了晚期。小毛出生后，小毛的生父一直没有为孩子提供过抚养费，也没有来看望和照顾过小毛。

阿姆和阿姆的父母曾多次联系他索要抚养费，但是小毛的生父却一直推脱，甚至将阿姆的联系方式拉黑，直到去年阿姆到县法院起诉，对方才同意每年于小毛生日前给3600元的抚养费，但这些钱对救治小毛的费用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8月6日一早，我与两位律师登上了飞往玉树的航班。飞机甫一降落，我们就感受到了高原的威力。我第一次对空气中氧气的存在产生实感，胸口好像被巨石压住，在平原上轻而易举的行走都变成了有些困难的任务。另外两位律师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疼、咳嗽等症状。我们三人只好像乌龟一样缓慢地向机场出口挪动。

治多县距离玉树巴塘机场仍有约三小时车程的距离，而且没有能够直达的公共交通方式。我们原计划先到玉树州上的汽车站，乘坐第二天一早前往治多县的汽车到达治多。

好在阿姆的父亲有一辆二手车，他从治多县赶了三小时的路来机场接我们。阿姆的父亲是个朴实的藏族牧民，他能听懂一点汉语，但是不怎么会说，于是我们就和阿姆的父亲连蒙带猜地交流。

他一见了我们，就上前来帮我们拿包拿行李箱，还给我们带了氧气瓶，路上经过商店，即使我们连连称不必客气，他也坚持要给律师们买点东西。一路上，高原的壮美风光短暂地转移了我们对缺氧的注意力，蜿蜒的河流、一望无际的草原以及成群结队的牦牛让我们啧啧称奇。

进入治多县时，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六点半，海拔也上到了4200米。天上下起了小雨，气温下降到了10度以下，气温的剧烈变化让身体的不适感更加明显。阿姆父亲的车直接载着我们开到了阿姆母亲家的院子里。在院子里，我们见到了阿姆、阿姆的母亲以及小毛，我们一下车，她们就向我们献上了哈达。

阿姆的母亲家是一间平房，那是玉树大地震之后国家为受灾群众修建的房屋，虽然面积不大，也几乎没有什么装修，但是被阿姆和母亲收拾得干净又温暖。屋里的灶上烧着火热着酥油茶，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招待客人的糖果饼干以及阿姆为我们专门做的晚餐，长椅上铺着色彩斑斓的藏式毛毯。

阿姆的母亲听不懂汉语，便默默地在一边帮忙，闲下来时则坐在一边的椅子上虔诚地小声念着佛经。我们凑到火炉边一边取暖一边吃晚饭，都是阿姆的手艺，她谦虚地表示这些菜都是她去了北京以后，学着那边的做法自己乱做的，希望我们不要嫌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阿姆在做菜一道上实在是有天赋，我们吃的十分开胃，其中一道说不出名字的白色蘑菇最为受欢迎。

小毛已经吃过了晚饭，见了我们也不怕生，缠着我要我陪她玩儿。阿姆她们刚刚从北京结束一轮治疗回来，所以小毛的身体状态目前还算不错。因为小毛自小就长期在北京治疗，所以她的汉语很流利，反而不会说藏语，回到治多县也没法跟当地的小朋友一起玩。

如今见到有客人来了，就拉着我去参观她和阿姆的生活的房间。除了一些生活用品，我特别地注意到房间里还摆放着阿姆上学时的东西，包括九年级的物理书、“优秀共青团员”和“三好学生”的奖状、竞赛获奖的奖杯等。

看到这些，我才想起来，看起来处事十分成熟的阿姆实际上比我还要小上几岁。小毛没有见过生父，跟着阿姆叫阿姆的父亲“爸爸”，当别人问起她家在哪里的时候，她说“我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她跟我说，她喜欢去北京，因为医院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吃过晚饭，与阿姆商量了本趟办案的具体计划，我们就回宾馆休息了。

第二天起床，我就像被打了一顿一样，脑子里嗡嗡的。早饭时见到两位律师，她们的脸色也不好，一夜未眠，头也疼得厉害。阿姆和阿姆的父亲早早就带着证据材料来到了我们下榻的宾馆。

律师们查看了他们带来的证据材料，大概是四五百页的病历以及医药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的单据。律师们一边检查每一份材料是否能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一边向阿姆核实情况，以便对现有的证据进行补充。在了解了证据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确定了诉讼策略，并起草了起诉状和证据目录。

第三天，在经历了前一天的高强度工作之后，我们三个人的高原反应更加严重了，不仅头疼失眠，而且没有任何胃口吃不下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赶在第四天（周五）到治多县法院立案。

于是，这天我们给自己定了个死线，必须将证据整理好，以便第二天提交给法院。案件的证据数量较大，律师们细心地按照时间顺序将几百页的证据整理好，并核算了花销总额，作为向孩子生父请求费用的基础。

下午，我们带着证据材料来到了附近的文印店复印材料，发现治多县的文印店使用的机器多为旧式的机器，复印速度很慢，以我们证据材料的数量难以在复印店关门之前完成全部材料的复印。于是我们兵分两路，我和阿姆拿着一部分证据材料到另一家文印店复印。文印店正好在治多县一家小学的对面，在等待复印期间，不时有小孩子和家长到店打印试卷、拍证件照。

我和阿姆开始了闲聊。阿姆说她小时候就在这个学校上学，当地有些女孩子早早地就不读书去结婚了，女孩和男孩先实质同居，到了法定婚龄以后再领结婚证，这种情况近两年才有所减少，女孩子也至少要完成义务教育。阿姆很喜欢读书，在校期间成绩很好，希望有一天能够继续未竟的学业，学成以后到城市里工作和生活。

在北京带着孩子治病期间，她见识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很喜欢北京的多姿多彩。目前她的头等大事仍然是照顾好孩子。在遇到源众律师之前，她也曾尝试自学相关法律，已经在北京写好了起诉的文书，准备这次回家到法院起诉的。我留意到，阿姆的手机上有些软件的汉字标注了拼音，阿姆说这是她学习汉语的一个方式。

第四天，我们带着整理好的起诉状、证据目录和证据前往治多县法院立案。法院收了我们提交的材料，给我们的答复是需要等候七天，法院会告知我们立案的结果。

律师们决定继续走访公安局、检察院以及妇联，以为本案中的未成年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律师们撰写了信函，送到各机关请求将案件情况反映给各机关相关领导。

治多县检察院的索南拉毛副检察长接待了我们，在了解情况后，他表示检察院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会尝试为小毛申请司法救助，并且会内部研讨对小毛提供支持起诉等其他帮扶的可能性。

结束了一系列工作以后，我们三人的身体仍然没有习惯高原稀薄的空气，于是尽快离开了治多县下撤到了海拔稍低几百米的玉树州上，虽然仍有高原反应，但顿时感觉轻松了一些。原地休整之后，我们就返回了北京。分别之后，阿姆在微信上给我们发了长长的一段话，感谢源众律师为她和孩子带来了希望。

在撰写本稿期间，我们还收到了阿姆寄来的一面锦旗，是藏族特色的，四周缀着繁复的花纹和流苏，有白、红、绿、黄、蓝五色，还绣着各色花卉的图样，绚丽夺目。锦旗上写着阿姆送给我们的话“依法为民解难事，法律援助暖人心”。